戰國時期，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，為取信于民，于都城南門立三丈之木，宣布“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”。民皆疑之，無人應召。商鞅將賞金增至五十金，終有一人試之，果得厚賞。自此，秦國百姓皆知政令之重、官府之信，“徙木立信”遂成千古佳話。

　　一木雖微，可正法度；一令既出，駟馬難追。商鞅憑借一根尋常的木桿，撬動了變法的齒輪，樹立起了公信力。《商君書·畫策》中提出“法必明”“令必行”，正是此理。“法必明”，意味著法律條文須清晰明確，如“懸衡而知平，設規而知圓”；“令必行”，則強調法令一旦頒布，必須堅決執行，不容折扣。二者缺一不可，共同構成法治運行的基本邏輯。

　　“法必明”是法治運行的起點。一個“明”字，有明確、嚴明等多重含義，指向的是提高立法質量這個目標要求。“立善法于天下，則天下治；立善法于一國，則一國治”，越是強調法治，就越要提高立法質量。要抓住立法質量這個關鍵，深入推進科學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，統籌立改廢釋纂，提高立法效率，增強立法系統性、整體性、協同性。如此，方能做到“立明法”“立善法”，不斷提高立法質量和效率，使法律更加“立得住”“行得通”“真管用”。

　　“天下之事，不難于立法，而難于法之必行。”有法律不執行，比沒有法律的危害還要大。法律從紙面走進現實，由條文轉化為行動，是實現立法意圖、體現法律價值的必由之路。1941年，面對肖玉璧貪污案，毛澤東同志明確表態“完全擁護法院判決”，彰顯我們黨鐵一般的紀律與“令必行”的堅定決心。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，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。要著力增強法規制度執行力，以“法之必行”維護“法之必明”，堅決杜絕有法不依、執法不嚴、違法不究現象，確保每一項法律制度都能落地生根、生效發力，筑牢法治社會的堅實根基。

　　法治興則國興，法治強則國強。新時代新征程上，我們要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，全面推進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，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，不斷提高執法和司法公信力，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、穩預期、利長遠的保障作用。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學指引下，不斷推進全面依法治國，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法治保障。（屈媛媛）